作者｜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North）
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当经济学家谈论他们的学科是一种选择理论，谈论选择内容受机会和偏好决定时，他们不过把制度框架限制着人的选择倾向加以省略了。制度实际上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及资本存量、产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所用的“结构”一词涉及制度框架。“变革”一词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在此，我打算尽可能将当作探讨经济史的框架来用的制度变革理论统一起来。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在政治或经济制度方面，财富或效用的最大化要利用交易带来的增益是专门化（包括暴力行为的专门化）的结果。这个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代理人和本主之间。简言之，代理人为本主工作，或用梅克林和詹森的更规范的术语说，本主“雇别人（代理人）代表他完成某些服务，包括把某种决策权委托给代理人”（1976年，第308页）。梅克林和詹森所涉及的是一种自愿性的关系；应当指出，在我的框架中，关系既有自愿性的关系，也有非自愿性的关系（如奴隶制）。而重要的是强调即使在非自愿性的关系中，由于本主不能完全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代理人仍有某种程度的决策权。大多数人既以雇员充当代理人的角色，又以消费者充当本主的角色。虽然其他学科的社会学者也许不习惯于把消费者看作是以上定义所用的那种意义上的本主，但这种用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即消费者主权是一致的。这一定义不意味所有本主都是同样有权和有影响的，而所有代理人都是同样“无权的”。定义的核心是双方的契约关系。例如，它不意味领主和农奴是平等的；而是指他们之间交易关系的规定是一种契约关系，即使交易条件大大有利于领主。饶有趣味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对领主有利的那些条件的限制，以及那些条件在一段时间里是怎样改变的。我将在下面探讨决定交易条件的一些因素；但首先要规定一下个人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导向构成制度的各种约束。我们靠经济理论的个人最大化假定来作出规定。该假定认为，个人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利润；其次，人类组织可以通过对某些行为类型的限制实行约束。如果没有约束，我们便置身于霍布斯丛林而不可能有文明。行为约束包括各种禁忌、规章条例和规劝告诫。虽然有些约束是所有社会共有的（任何协作活动都必须有一些最低限度的行为模式），但还有一些约束只具体针对不同历史背景的本主的利益。就历史背景而言，我指的不仅是第一章所描述的现有的资本存量，而且是现存制度所规定的约束存量（下面考察制度变革时，将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虽然将宪法章程、操作条例和规范的行为准则加以分开很有用，但在实践中，它们往往相互重叠。宪法章程，是为规定产权的基本结构和控制国家而制定的一些根本性的规章。目的在于使修改章程比运用条例要付出更高成本，无论成文法、不成文法或者自愿性契约，凡是操作条例都在宪法章程的框架里来规定交易条件。规范性的行为章程，是旨在使宪法的和操作的条例合法化的行为准则。于是，在封建社会，庄园的习俗是一组宪法章程，但也体现某些操作条例和规范行为准则。章程，是比照着已察觉的依循费用来制定的。因此，现存的衡量技术、实施费用和道德伦理行为规范都要纳入章程制定的核算。不断问世的交易成本文献，已经提出了整整一族条件以说明与人类经济的相互作用有关的费用。突出的有信息费用、代理费用、怠工和投机费用。文献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强调由不确定性而产生的费用、通过保险来减少风险以及不利的选择和道德公害等问题。依循费用，是检查违反契约协定并施以处罚的费用。检查违约的成本是衡量成本，而在本主的交易中，对交易产品和劳务的特征进行衡量和不完善衡量的外部效应，都要付出很高的费用。在本主和代理人的关系方面，有衡量代理人成绩的成本，还有因衡量不完善而导致无效率的成本。制定适当处罚的费用包括估价危害的费用。本主的代理人就是实施契约协定和制定处罚的人；而且，因为这些代理人不完全受本主的约束，实施费用也与政治—法律结构和规章中显出的合法性有关。不确定性是由长期契约造成的，这意味着在契约条件方面，未来相对价格有许多未知数；个别契约交易所特有的投资，常常得不到完善实施，因而很容易有投机行为。机会主义，指一种明显的违约，因而费用来自实施不完善。另一方面，因为对该契约劳动产出的衡量难以达成一致，又产生怠工费用。衡量劳动产出的质量和数量的成本，是代理人问题的真正核心。为什么计件工资没有被更广泛利用，原因就在于此；它是雇佣关系冲突的核心，同样也是官僚政治问题的核心。对绩效的衡量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双方都得遵守契约或无代价履行契约。个人化的交易——多次交易和私人契约——尽量减少对正规章程和依循程序的需要，因为互惠性和思想一致（见下）约束着行为。凡是出现非个人交易的场合，竞争在约束交易双方的行为方面都起着关键作用。在等级制度组织里，竞争越是被冲淡，对正规章程的需要就越大，为衡量绩效发明的检查手段便越复杂。道德伦理行为准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个人在与环境斗争时发展的现实（意识形态）结构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与道德不同，因为它既包含理解世界的一种综合方法，又按费用信息使行为节省；不过，意识形态确实体现对制度特别是交易关系的公正或公平的一种判断。当世上人们有相似的经验时，一致的思想便应运而生；而对现实的看法有分歧和冲突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一致的思想是对正规章程和依循程序的替代。随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投资于使其他本主和代理人确信制度是公平合法的从而降低依循费用，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而且随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致思想认为可行的制度不再是可行的，因为必须使规章成为正式的，而且依循程序的发展要考虑检查和惩处违约行为的费用。宪法章程与有关的道德伦理行为准则合为一体，构成制度稳定性的基础，并使制度放慢变革。这种结合产生了一种内生的行为模式，它像资本存货一样，往往只发生渐进性变化。政治—经济系统，是由一些相互有特殊关系的复杂制度构成的。宪法章程是这种系统最基本的组织约束。其目标为，通过对产权和强制控制的基本的结构加以规定，使统治者效用最大化。统治者将提出以下目标：1．规定财富和收入分配模式；2．在竞争的国家的世界中，规定出一种保护制度；3．为一组降低经济部门交易费用的操作条例设置框架。现有军事技术的特点是前两个目标的重要制约因素，因为现有军事技术特点决定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潜在暴力的分配。在国内，军事技术的特点与依循费用（即可用来衡量绩效的技术和使规章合法化的费用）共同决定统治者和选民之间的基本交易条件（产权结构）。在国家之间，军事技术与代理费用共同决定国家规模的上限。不过，意识形态在以一定的军事技术增强潜在暴力和减少代理费用方面，也是很重要的。统治者与选民之间的总交易费用，将由其中本主的机会成本来决定；统治者的净费用为总费用减官僚制度的代理费用。宪法章程展示出产权的基本倾向，而政府则提供裁决和实施规章的框架，公布为降低政治结构的依循费用和经济部门的交易费用而规定的行为准则。因而，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的形式，基本上由政府决定，首先，要考虑各种选民的机会成本不同（可能会导致反映选民集团政治权力的所有权），其次，要考虑统治者检查经济绩效的成本。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政府最后可能提供公共产品基础促进经济活动。在这一框架里，发展的自愿性组织形式将依赖于相对价格、技术存量和实施经济组织替代形式的费用。前两个构成第一章所述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生产理论，除了要强调一下在决定专门化增益（通过规模经济）的技术存量和替代组织形式的费用之间关系紧张外，这里无需再作说明了。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相对于等级组织而言，市场对以上各个阶段可能组织到何种程度，将依衡量和实施的替代费用而定。既然纵向合并为等级组织，意味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它是企业代替市场交易的重大后果），关键的决定因素应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成本。创建非个人要素市场，是实现专门化增益的一个重要步骤。政府使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可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将依赖于以上所说的两个约束。例如，这种发展可能加剧潜在的冲突，像都铎王朝圈地那样，从而威胁统治者的安全。我在前一节探讨了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构成一种政治经济系统的那些制度的横断面。在这里，我选取纵切面来探讨制度在一段时间的变革。我在本文开头曾宣称，制度不仅是个人和资本存量之间的过滤器，而且是资本存量和经济绩效之间的过滤器。它们决定系统的产出和收入分配。作为过滤器，它们生来是保守的，因为它们提供社会的稳定性也就是本主收入的安全性。引入时间是对制度的一种不稳定的影响，因为本主终有一死而资本存量则要改变。本主之有差异，不仅由于技艺和企业能力不同，而且由于一种制度的合法性至少有部分给本主保留下来。因此，不管后继的章程规定得如何仔细，继承者在与其他本主和代理人议价的地位上都与以前的本主不同。资本存量首先由于人口变动而改变。虽然我们有时看到人口在一段时期会自动平衡，人口变动仍始终是资本存量变动的最明显的原因。长期模型是向上的，不过，也有很长时期的人口下降。其次，资本存量变动是因为知识变化。人类不仅增加了他们的纯知识存量，而且增加了体现为技术发明和人类技艺的应用知识的存量。知识的增加不仅改变相对价格，而且由于它在历史上大体是不可逆的，这就保证变革不是纯周期性的（这个问题留待下面讨论)。资本存量的改变引起制度多方面的变革。相对价格的变动影响着本主之间的议价地位。也影响着本主和代理人之间的议价地位。军事技术的变化（实际是相对价格的一种变化），影响着国家的规模和统治者对选民以及对其他统治者的议价地位。此外，由于个人对交易关系是公正或不公正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从而改变了意识形态，结果实施规章的费用也改变了。以上对制度变革原因的总的讨论表明，资本存量变动越快，现存的制度体系便越不稳定。在这一框架中，革命更像是使选民福利得以改善、因而使统治者相对于选民受到根本削弱的资本存量的迅速改变。知识存量的积累，给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革带来一种进化的秩序。历史上的两次经济大革命，开始了制度组织方面根本性的长期变革。第一次经济革命用了大约一万年。我们生活在第二次经济革命当中。第一次经济革命产生了国家、确立了经济秩序所必需的政治约束、出现了超出部落采集、狩猎单位原始要求的专业化和分工。虽然职业专门化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具有个人交易的特点，其限界决定于技术存量的限界。军事技术的重大发展导致国家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而来的区域专门化和交易的扩大）。随着统治者被迫交换产权和政治特许权，以便建成有活力的军事秩序应付国家之间普遍的竞争，军事技术的要求又导致对国家控制上的变化。随着国家规模扩大，为了从较大政治经济单位得到收入而制定章程和依循程序的代理费用和制度创新费用都增大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最初起因于跟环境作斗争的团体有各自不同的地理经验，后来，这种差异发展成不同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这些反过来又造成了冲突的基础和国家内部、国家之间财富收入分配的持久紧张。使第二次经济革命成为可能的是知识存量的增长。这一增长以军事技术的变化为先导，军事技术则改变了国家的生存规模，导致了为争夺对国家控制的斗争，最后，在西北欧应运出现了一个创造出一组产权从而引起经济增长的政治结构。第二次经济革命带来的专业化的增益，为20世纪的西方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标准。对自愿组织的规模和控制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旨在获得专业化的增益而不使连带的交易费用相应增加。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后果，来自于不同集团在这一新职业环境和地区专门化中机会成本的改变。职业专门化引起的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试图说明这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如果论点有价值的话，也就为重新评价有关当代经济绩效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础。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用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那项任务还是留待以后去完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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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注释略去，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进一步阅读此书。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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